在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一期以“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为主题的封面，设定了三条评选标准：具备学术背景和专业能力，积极对社会发表见解并参与公共事务，拥有批判精神和道德责任。时隔二十年，尽管名单上的一些名字依旧存在，但“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却鲜有人愿意再予以认同。这种现象并非仅仅是人员消失的问题，更多是因为“为普通民众发声”这一使命被认为需要多次考量和权衡。

如今，知识分子的身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知识体系逐渐健全，大学和研究机构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场所。这使得学术水平得到了提升，却也压缩了知识的“公共性”。学者们日益融入学科体系，专业化和学院化趋势愈加明显，与社会的联系逐渐减弱。结果是，尽管法学教授能够撰写出出色的学术论文，但一旦跨出自己专业的领域，便很难用通俗的语言对公共事件发表看法。这并非是学者不愿表述，而是因为现有的教育体系并未培养出能够连接专业与公共的知识人才。尽管八十年代那种“肤浅而无根”的毛病不再，但相应地，许多优秀学者在超越自己专业领域时却显得无知。

而单纯谈论专业化的现象并未能涵盖所有问题，更重要的是“发声”这一行为的内涵发生了重构。约在2010年， “公知”一词由最初的中性甚至略带尊重的称呼，变成了贬损的标签。学界对此的变化进行了深入讨论，但一个关键的观察是：这种污名化并非完全来自上层，而是公众对“知识精英”进行权利争夺的结果。过去，知识分子在发声时，公众因信息不对称而倾听。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普通民众获得了表达权。一些公知在不熟悉的领域妄加评论，或者仅限于中西对比，当“灯塔国”自身出现问题时则沉默不语。这些失误被抓住后，“公知”这一标签便成为了一个随时可以扣上的帽子。

被贴上这顶标签之后，具体后果显现。罗翔，一名刑法教授，在视频中阐述程序正义及律师为何为“坏人”辩护，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常识，但其在留言区遭到大量指责，最后不得不退出微博。张文宏，一名医生，因一句“早上喝牛奶比喝粥更好”被骂“崇洋媚外”。这两位专业人士在自身领域内发表的看法毫无问题，但最终却都选择了沉默。

这里存在一个更深层的矛盾，“为老百姓发声”这一表述本身就预设了一种姿态：我知道什么对大众有利，我将为你们发声。在八十年代，这种角色相对成立，因为当时信息渠道有限，知识分子确实是知识的主要拥有者。然而如今，老百姓自有表达的声音，甚至往往声音更大。当知识分子试图就普遍原则进行讨论时，往往会被视为“不接地气”，甚至被责备为“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例如，当你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公众则可能反问你是否考虑过受害者的感受；你强调数据应科学时，则会有人质疑你的数据来源。

这并不是说老百姓不讲道理，而是公共讨论的规则尚未建立。许纪霖曾有一个准确的判断：目前中国缺乏的是能够在多元声音之间进行沟通的基本规则，而非声音。知识分子本应担任“翻译者”，将专业语言转化为公众语言，促进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对话。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未能完成这一转型，他们仍习惯于担任“立法者”的角色，居高临下地宣扬真理，而不愿意去当“阐释者”，与不同的人进行深入交流。

最后，无法回避的是其中隐含的代价。学者在课堂上所讲授的内容，或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并不会引发太多问题，而一旦他们试图在公共领域发表看法，针对具体社会事件的评论，所面临的不仅是网友的批评。经历2010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和言论环境显著收紧，公共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愈加狭窄，“许多学者、律师和媒体人不得不退出舆论场”。那些留下的并非缺乏判断力，他们只是进行了权衡：发声的收益与可能面临的风险并不成正比。

因此，“敢于为民众发声的知识分子不见了”这种说法可做修正，并非就是没有，而是发声这一行为的性价比发生了变化。从专业体制中做一个优秀学者，撰写论文、培养学生、申请课题，生活仍有保障，社会也给予足够尊重。然而，一旦跨出这一步去发表公共言论，即使所言正确，未必能引起重视；一旦有所松动，立刻会被唾弃；而若触动某些敏感神经，其后果则要由当人自己承受。在这样的权衡下，选择沉默并非懦弱，而是出于理性的考量。

而这一点恰恰是最令人不安的，一个社会若只存有单一的理性，即“算清楚说真话是否划算”的理性，那么就不会有鲁迅所描述的“精神界之战士”。并不是缺少这样的战士，而是他们在行动之前，便被内心的天平所驱退。